破除国有企业三大认识误区

在我国理论界经常出现 “国有企业低效论”、“国有企业垄断论” 、“国有企业退出论” 三大认识误区。有人将国有企业当作低效率的代名词，对国有企业一定的垄断性极力进行鞭挞，并由此提出了“国退民进”的强烈诉求，已经对民众产生了明显的误导。因此，我们必须予以澄清，以发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代名词

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取向和命运。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僵化的体制机制等束缚了国有企业的活力，一些学者据此抛出了“国有企业低效率”的论调，将国有企业当作了低效率的代名词，这在理论和实践逻辑上都是错误的。

从理论逻辑看，企业效率高低取决于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不取决于所有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具有企业属性和公共属性双重属性

。同样，国有企业的目标也具有经济的与社会的、公共的双重属性。企业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一般目标，即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运行时对利润目标有不同的要求，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公共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特殊目标，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要更多地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因此，国有企业的效率，一是在微观方面体现在它自身的经营绩效上，二是在宏观方面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上。评价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微观的财务指标，还必须看到国有企业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自主创新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宏观作用。因此，绝对不应该根据部分国有企业财务指标不好的情况，得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结论。

从实践的逻辑看，无论是在自身经营绩效方面还是宏观贡献方面，国有企业都是有较高效率的。在自身经营绩效方面，国务院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但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大大增强。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位列“全球500强”的中央企业数量达到38家。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26亿元增加到1.7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2012年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56家中央企业得到了93项奖项。[1][1]在宏观贡献方面，国有企业发挥了有效解决重大特殊社会经济问题和应对危机的独特功能。国有企业还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以中央企业为例，2011年央企有1100万职工，此外使用农民工已达680万人。几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关键时刻，国有企业都能担当重要责任，甚至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在积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普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涉及粮、棉、油、肉、盐等产品生产供应的国有企业，全力服从中央宏观调控的大局，保障市场供应，维护重要民生产品的价格稳定。国有企业在历次抢险、救灾和重大庆典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和保障作用。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电力电网、石油石化、航空运输、建筑施工等行业的国有企业挺身而出；在奥运会和世博会举办过程中，国有企业也活跃在第一线。

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充分表明，国有企业绝不是低效率的代名词。

对国有企业的一定垄断性不应简单地全盘否定

有学者认为，近些年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主要不是依靠经营效率的提高，而是凭借其所处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的垄断严重限制了市场竞争，对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效应。用辩证的眼光看，这种观点有较大的片面性。

首先，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并不是主要凭借其所处的垄断地位。在我国，国有企业处于一定垄断地位的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是，在建筑、房地产、汽车、机械制造、信息产业、金融业、商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大部分竞争行业，都分布着大量国有企业，而且其中的很多企业都具备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在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产生优良业绩的同时，许多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同样创造了突出的经营效益，并通过商品贸易、对外投资、资源收购等方式，开始在境外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美欧等跨国公司的强劲对手。中国移动发布2011年业绩报告显示，期内营收5280亿元，同比增长8.8%；净利润1259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移动市值仍高达2180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大电信运营商。难道说，中国移动业绩大增是垄断的结果吗？因此，经营绩效好的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垄断企业，把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主要归之为垄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其次，国有企业与垄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可能形成垄断。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无论是在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中都会存在，并不是只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实际上，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垄断是更为普遍的。在高科技产业最具代表性的飞机制造业中，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客机占据世界民航机市场的近90%，几乎完全瓜分了民航机的全球市场；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美国微软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计算机操作软件的绝大部分市场。实际上，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并没有形成过分集中、垄断的布局状况，反而是与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显得规模相对较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一些学者对早已经形成100多年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跨国垄断资本日益加强的统治，避而不谈、视而不见，却对我国的所谓的“国有企业垄断”横加指责，并以“反垄断”为借口否定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是违背事实的。

再次，适度的垄断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垄断的出现是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的本质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市场经济中，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上的优势、对稀缺资源的占有、规模经济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就会形成垄断地位，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种垄断能在一定程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我国国有企业在具有高度稀缺性的资源部门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所形成的一定的垄断性，具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客观基础和合理依据。

“国退民进”不符合我国国情

在党中央十分重视国有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上要求在竞争性领域 “国退民进”的舆论居然一浪高过一浪，一些人发出了“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是改革的倒退”、“国有企业与民在争利”的呐喊。面对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弄清以下两点：

第一，在竞争性领域主张“国退民进”的观点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和竞争规律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进入市场交换的主体是独立的、拥有自主的经营决策权、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市场信号自主地做出经营决策。只要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它的经营活动就有可能采用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都应该按照市场竞争规律进行公平竞争，由市场来实施优胜劣汰的选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一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享受一个企业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各自的相对优势及不足，需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因为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以强调民营企业的发展来限制国有企业的发展。

第二，对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的评判尺度，应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任务。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因而，我们不能主观臆断地确定应该是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在这个问题上的评判尺度，应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任务。即一是要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二是要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善和就业率的上升；三是要有利于促进资源、环境有效保护；四是要有利于保证在相同条件下体现出效率优先和公平竞争；五是要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六是要有利于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国家综合力的增强。根据这样的评判尺度，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不可否认的是，国有企业自身还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必须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宏观层面，必须加强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自身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继续推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制度；在微观层面，推进国有企业内部制度建设，促进治理结构的完善，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市场适应性等。通过宏观微观两个层次的改革完善，增强国有企业实力和竞争力，提高应对特殊经济环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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